在人間 | 疫情下回國:我在這頭被隔離,父親在那頭做手術

在人間 | 疫情下回國:我在這頭被隔離,父親在那頭做手術

2021年01月14日 10:55:06
來源:在人間

鳳凰新聞客户端 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出品

“嚴防境外輸入”是中國自2020年3月份以來的防疫重點。隨着國外疫情蔓延,中國大使館緊急通知,2020年11月6日起須憑雙陰性檢測證明登機。12月30日又多了一條新規:非緊急,必要情況不可旅行。

華裔攝影師金峯現居比利時,2020年11月中旬從比利時回國。彼時,總人口1143萬的比利時每日新增確診人數一度接近2.5萬人,而同期國內每日新增人數不足百例。從他的視角和照片,我們可以一窺國內和歐洲的防疫差異,以及嚴防輸入背景下,他的回國路。

我的手機響了,這是一通從上海打到比利時的電話。弟弟告訴我父親得了癌症,需要我速回國幫忙做種種醫療決策。這是2020年11月,我身處正在被新冠病毒肆虐的歐洲。中國的入境政策隨着疫情的輕重不停微調,就在前幾日,中國使領館剛發佈新規:所有歐洲入境的乘客,需要提供登機前48小時內的“雙陰性檢測”結果。

大部分航班都取消了,我買到一班週一的機票,那意味着我要在週六做測試——而週末大部分化驗室都沒有開門。最後,我終於找到一家昂貴的荷蘭化驗室,花了190多歐元在當晚拿到檢測結果。我隨即將這份檢測結果連同個人數據,通過APP發送給中國領事館,等待的過程很緊張,因為你不知道審核的結果會怎樣,如果中國領事館不承認這份結果的話,一千多歐的機票也就打了水漂。幸好領事館動作很快,3個小時內給了我答案,我的二維碼從紅色變成了綠色。幸好我是中國人,因為那時所有比利時人已經被禁止前往中國。

許多中國人認為歐洲國家不願控制疫情,也沒有能力控制疫情。事實上,歐洲的防疫政策要經過多輪討論,反應不像中國那麼快;歐洲有很多小國家,有不同的政治角度,有時也有不同的防疫政策;歐洲政府更希望人民自律,不需要政府強硬的管制——但是很多時候發覺,其實人民沒有政府所希望的那麼自律。但歐洲這邊對鄰居都很友好,我們有一個鄰居夫婦疑似感染病毒後打電話給醫生,醫生讓他們留在家裏,如果沒有嚴重的呼吸問題不用去醫院。那段時間我天天給他送飯,放在他家門口,並通過WhatsApp問候他們情況,如果需要買藥,我們會幫他們買藥。兩個星期後他們痊癒了。

這一年裏,夏天,我在瑞典,度過了一個輕鬆的盛夏,瑞典可能是全球最放鬆的國家,似乎只有神經質的人才會擔心新冠病毒。秋天,我在比利時和荷蘭。荷蘭一般,比利時比較謹慎。每個國家的態度都很不一樣。

在花了兩週時間準備好登機所需的一切之後,我在阿姆斯特丹登機時被嚇了一跳。

我以為空中的乘務員們會面帶微笑身着統一制服,然而我看見機組人員,從頭到腳都穿着防護服。是我危險還是他們危險呢?我應該像他們一樣嗎?

大多數中國乘客也都全副武裝。既然我們每個人都帶着雙陰性檢測結果登機——這架飛機肯定是歐洲最安全的地方之一。他們聽從指示儘量待在座位上,甚至不少人在12小時的飛行中避免上洗手間。我也放棄了去洗手間,周圍人的反應動搖了我的信心

途中,我和一個穿防護服的空姐聊天,她的跨境工作在疫情期間變得尤為殘酷。她和機組的同事們不能在漫長的飛行過程中脱下防護設備——最好是穿上成人紙尿。他們的使命是將病毒擋在疫情暫時穩定的中國國境之外。

這套衣服讓我們來回飛行不用隔離14天”,她説,“但穿着它工作太可怕了。”

飛機降落後,海關人員篩查飛機上是否有人生病。我們的航班全員順利下機,我們像一條流水線那樣進入新冠病毒檢測站,沿途獲取另一個二維碼,並查完了護照。幾乎所有的操作都是非接觸式的,旅客的一舉一動早被精準地編排。

即使我已經得到三個陰性檢測結果,在防疫人員眼裏,我仍是一個潛在的病毒攜帶者。而由於核酸檢測並非萬無一失,我需要自費忍受14天的隔離。

一個防疫人員將我們領到通往隔離酒店的大巴上,大巴經過的城市也是我的家,我的家近在咫尺,又那麼遙遠。

抵達酒店,一位酒店工作人員穿着防護服迎接我們。 “把你的包留在這兒! 在那兒排隊! 保持距離! ”她戴着N95口罩 説 道。

另一名醫護人員測量我們的體温,給每人發一個綠色的桶,裏面有消毒劑:醫用級氯片、抗菌洗手液和酒精棉。

她説:“無論大便還是小便,在沖水前都要消毒半小時。”“這是為了防止病毒進入我們城市的污水系統。”

雖然我幾乎可以肯定我沒有感染病毒,但工作人員不會冒險。當我走進酒店房間,一個穿着防護服的人在我經過的走廊噴灑消毒蒸汽,我出去問她是不是因為我才這麼做的。

“是,”她説,“每一個新來的人路過之後我們都要消毒。”

有人追在我身後消毒的新鮮感很快就消失了。

在我隔離的整個過程中,消毒員每天都要噴6次走廊,1次房間,機器會發出嗡嗡的聲音,讓我感覺自己在重症監護室。

家人擔心我吃得不好,我告訴他們就是有點油膩,還需要自費,不過沒有關係。酒店為了不讓我出去,會把飯菜送到門口。由於頻繁地噴灑消毒,我想象從地毯蒸發的消毒劑會落在我的飯上……

我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好喝的東西順飯菜下肚。我們可以從超市訂購其他食物,但不能含酒精。我猜他們不想讓我喝醉然後做些蠢事,比如逃跑。雖然我也跑不掉。

趁着門沒鎖,我走出3步用手機快速拍了幾張照片。有一個監控攝像頭對準我的房門,客房電話馬上響了,電話來自安保人員。

“你在走廊幹什麼?”電話裏的人問。我告訴他我在呼吸新鮮空氣。

“你為什麼要拍照?”他繼續問道。我説是為了留念。

“沒有什麼好拍的,走廊一直都這樣,請你回房間不要出來,”他掛了電話。

每天都有醫生來看我2次,隔着門登記我報的體温。只有一次,她要求抽查,看我説的是不是實話。

我沒有攜帶病毒,但幾天後,我的支氣管被消毒噴霧薰得幹疼,我不敢告訴醫生,我怕會被送到醫院。但讓人放心的是,兩隻蚊子在我的房間裏飛來飛去。既然它們還沒有被薰死,我想我也沒事。

在我隔離的一開始,工作人員就和我確認想不想提前去爸爸家,我可以申請“7+7”計劃,第二週居家隔離。我説當然想。

第一週隔離臨近結束,在我準備離開之前,那個工作人員又打電話告訴我,申請失敗了,因為鄰居們拒絕讓我靠近。這些鄰居真殘忍。工作人員解釋説,鄰居們可能會擔心醫護人員來居民樓測我的體温,擔心我放在走廊裏的垃圾,擔心發生緊急情況,例如火災時,我不得不和他們一起逃生……

整個隔離區的專業人員都很嚴格,但很友好,雖然這並不能改變我的處境,但減輕了我被囚禁的感覺。我飛了一萬公里去見我生病的父親,最後卻被隔離在離他幾百米遠的一個房間裏

在我到達的那天,我的父親和弟弟站在酒店外面的街道朝我招手 。在這之後,父親馬上就去醫院做那場生死攸關的手術了。這是我在兩週的禁閉中,最後一次看見他們。

我很想時刻陪在父親身邊,減輕他手術的痛苦。然而我所能做的,就是在離醫院不遠的酒店裏視頻跟他聊天,安慰他,幫他做醫療上的決定。酒店的隔離房間裏迴盪着我內心的煎熬:到底誰在生病?什麼是想象的?什麼又是真實的?酒店頻繁的醫療檢查和蒸汽消毒的聲音混淆了這一切的界限。

雖然我對這些防疫措施持觀望態度,但我的中國朋友,甚至我父親,都認為政府是在做正確的事情來保護它的公民。

在最後一天,酒店要求我支付總計7000元的食宿費用,這對我來説不是一筆小數目。但是每天500元的收費,似乎還不夠抵消一家四星級酒店,日常開支之外龐大的消毒和防疫支出,對於一個大力促進國際貿易和旅遊業的政府來説,隔離的成本肯定更高。

花了兩個星期,證明我不是新冠病毒攜帶者之後,酒店的醫護人員要求我儘快離開,以免與新來的人交叉感染。

在我最後一天離開之前,我接到一個電話,讓我在早上6點之前騰出房間,這樣清潔工就可以來消毒了。“如果我睡過頭了怎麼辦?”我調侃道。她回答説,如果我遇到新來的入境人員,他們可以再把我關14天。

我準時離開了。

我有30分鐘時間走完一條單行道:放下門卡,沿着指示的路線走,不能觸碰任何東西,儘快從正門離開。

走出酒店,我發現自己正處在上海的中心地帶。隔着馬路,我回頭看見酒店所在的這座建築如此巨大。抵達這裏時,我還沒有機會看到它的全貌,就從隔離巴士直接被領進酒店。

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,人們匆匆趕去上班。他們擠進地鐵,湧入商店,站滿了辦公樓的電梯。恍惚之中,我穿過一個沒有疫情、閃閃發光的大城市,人們穿流而過,像做夢那般熟悉。

在歐洲,管控是自由的,但人們生活在疫情的陰影下;在中國,管控是嚴格的,但疫情似乎已經遠去了。 我記錄下這個不尋常的旅程,希望做一座橋樑,不僅是在兩片土地之間,也在兩個日益不同的世界觀之間。

當天,我終於見到我的弟弟和父親。他手術很成功,正在努力恢復中。

同一個晚上,我弟弟帶我去上海一家擁擠的酒吧,和朋友們在一起,沒有口罩,沒有人談論疫情,沒有焦慮。

我感覺已經生活在2023年。